1976年9月9日，北京，没有太多征兆的凌晨。零时刚过，毛主席在一间寂静的卧室里，悄然走到了生命尽头。没有宏大的告别仪式，没有长长的歌声，广播里一句《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同时投进无数中国人的耳朵，像一把无形的斧子劈开新旧时代。下午四点，不论你正在田野还是在厂房，广播声响起那一刻，空气都仿佛变得沉甸甸的——往常坚强的人，低头哭了，没见过毛主席的人，只知道，从今往后世界也许就没原来的那个味儿。
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悲伤。毛主席，这个名字已经嵌进中国几代人的骨血，他的离开，对于许许多多人来说完全无法接受。照片上他还在，咳嗽也好，拄着手杖也好，可现实隔着收音机曝出那一声“逝世”，一切像是突然被人掀了桌子，谁都没法反应过来。子女们更是遗憾，连最后一眼都没能见上，为什么？气氛扑面而来，袅袅不散——十号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成了灵堂，门外排起长队，抬头是满天黑云，谁又能把悲伤说个痛快？
北京、郑州、广州、哈尔滨……只要收得到信号，城市夜色里汽笛乱鸣。全国各地很多人通宵排队为毛主席守灵。李敏就在灵堂一角守着父亲遗体。那天她总有点坐立不安——等的人一直没来，她就攥着手里的花，盯着门口都快心焦了。为什么张仙朋还不出现？是不是大家忘通知他，亦或他没法来？李敏拦住工作人员，没得到明确回答以后，直接拨通了电话：“张叔叔，你在哪？爸爸都走了，你还不过来？”那一头，男人瞬间崩溃大哭，不敢多话，收拾东西连夜赶往北京。
人群里，有人注意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张仙朋。为啥李敏非得打电话亲自催？难道他真有多重要？
张仙朋，山东烟台人，1934年生。年轻时只是大连一个牙科诊所的小学徒，工衣口袋总塞着卷茶叶。1949年，他抓住一次机会，被调去沈阳文化宾馆做招待，十五岁的他，有多大本事连自己心里也没底。但组织需要，他就收拾铺盖就跑去了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那一年，毛主席正准备苏联访问，行程严格保密，甚至路线都是秘密。谁想得到，后来张仙朋的人生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接待任务小小逆转了一次。
他当时还没弄明白，只是领导一句“有重要贵宾要来”，他就低头把房间反复擦得发亮。贵宾果然如约而至，前面一队警卫车呼啸而来，最后那辆里下来的竟然就是毛主席。张仙朋端茶时手有些抖，“主席请您喝茶。”毛主席微笑了下，“谢谢你”。很简单的情景，谁知道这一杯茶，后来成了一把钥匙，让少年张仙朋真正走进了核心圈子。
接下来的几年里，毛主席每次前往东北，几乎都在同个宾馆小住。张仙朋变得有些雀跃——难以自信，他像一颗小石子，被扔进大湖，激起一圈圈涟漪。汪东兴亲自问他愿不愿意去北京？张仙朋没有半分犹豫，说“服从组织”，当时完全没想到即将开启卫士生涯，会被毛主席记住长达十三年。
新环境总是有不适。到北京后，张仙朋第一天进中南海，气氛庄严得让人呼吸发紧。他跟李银桥站在菊香书屋门口，看到毛主席起身迎接，心头的震撼比见到大明星还大。“小张，到我这工作可苦啊！”毛主席笑着说。张仙朋说自己不怕苦，其实心里有点发虚。原以为能自己顶住压力。只是没想到，事情经常跑偏。
比如第一次搞错主席说的“蜡烛”成了“辣椒”，他傻乎乎从伙房端回一盘油煎辣椒，看到毛主席桌上已经点亮的那根烛火，才发现，彻底弄错了。毛主席毫不介意，还顺势夹了个辣椒尝尝，这种宽容让人觉得心头一热。可他并不是每次都理解对方的意思，他有时根本无从把握这位伟人的生活节奏，当然，这也许怪自己太年轻？事情未必总顺风顺水。
有那么一次他进屋打扫时突然闯进毛主席睡觉的卧室，吓得掉头就跑，之后两天夜里都不敢睡觉，惶惶不可终日。毛主席看出来了，反问：“你看我是老虎吗？”又一本正经告诉小张：“别怕我，怕我我可不高兴。”这话听起来轻描淡写，给张仙朋的宽慰不可小觑，他慢慢克服了紧张，后来失误就变少了。这人跟人之间，有时只需要一点善意，气氛立马就软下来。
毛主席的工作节奏，夜间办公，日夜颠倒，卫士们跟着倒时差。张仙朋试过吃安眠药，还是没法完全适应。1961年冬天，他感冒发烧，主席非但没批评，反而让医生多照顾，甚至还亲笔回信让他静养，说“你到我厨房吃饭吧”，事情很简单，感动却很实实在在。看起来毛主席很懂照顾身边人？但其实他对子女也有严苛那一面。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北京上学。最初因为离家远，工作人员想着安排小汽车接送，这让大家很自然地觉得“合理”。但毛主席知道后直接否了，批评工作人员不能因为她是他女儿搞特殊。最后李讷变成了普通学生，住校、乘公交，全无半点特权。想想也挺有意思，一面极其细腻，一面又极端原则，算是让人有点拿不准。
李讷写作业有不懂的，张仙朋便辅助辅导，日常里挺靠得住。两人年龄差不多小，私下叫“小张叔叔”，开玩笑拌嘴谁也不让谁。有回李敏不愿意跟着叫“叔叔”，张仙朋忍不住调侃，说要跟她爸告状。谁知道这事儿第二天就成了毛主席的调侃话题，现场气氛一下轻松很多。
这些琐事、误会、插科打诨，仿佛把伟人与普通人人生牵到了一起。张仙朋慢慢成为了她们的朋友，而非简单的卫士。这种关系或许说不清楚是松还是紧。你说他跟毛主席是亲近的生活照料？还是距离感极强的下属？有时候分不清。每次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久了，总有一次“告别”的时刻。
1963年，张仙朋被调往青岛公安局，毛主席特地见了他和妻子，平静地说，出去飞吧。张仙朋哭了。后来工作的那些年，他也时常惦记着北京。1964年秋天，他借出差的机会再见主席，主席让他常回来看看，两人隔了一年多又告别。照相的留念没拍成，这点后来张仙朋一直难过。
命运没有再留给他们见面机会。1976年毛主席归去的日子，张仙朋在家里听到消息，哭得天昏地暗。但他确实没收到组织通知，因此只能压着心事，靠着广播悼念过去的十三年。直到李敏亲自打来电话，张仙朋才决定动身——买票如同完成一场庄重的仪式。灵堂见到毛主席遗体的那一刻，所有情感壅塞喷涌，到底谁能眼含泪水走出人民大会堂？
张仙朋后来人生没什么特别波澜，回家乡安度晚年。偶尔翻旧信旧物，那段日子像是失而复得的旧电影，画面里的人，有的活着，有的远去了。他早年说过：“做主席的卫士苦，但心里暖。”可有时候，所谓温暖也换不来最后那一面。他与毛主席的故事，或许已经变成一段并不完整的记忆——有遗憾也有成就感，无法彻底评价到底哪一种多。
再回到那个1976年。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没有风，也没有雷，只剩无数普通人在黑夜里哭泣。有人说毛主席对子女严吗？也有人说他其实很温和。谁对，谁错？有时连历史本身都难下结论，个中真滋味，外人未必能懂。
事件过后，很多人某种意义上再没等到第二个毛主席。历史不会因一个人的去世停转，但留痕总是不一样。张仙朋的名字、李敏的电话、灵堂那一刻的眼泪，现在说出来，未必还有惊涛骇浪。然而，情感这东西，是很难用语言区分成输赢的。
现在看来，追悼大会那场沉默、痛哭、等待与遗憾交错，但留下的记忆，始终有人记得——不论伟人，还是做过一杯茶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