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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这个人和我父亲住一个干休所，我称他白叔。在干休所里资格也很老，和我父亲同年参军，都是1946年底的兵。不过我父亲参加了解放军，白叔参加了国军。

白叔还跟我父亲开玩笑的说：“当时你参加的是野战军，我参加的是国军，最后野战军打败了国军。”父亲和白叔都大笑起来。

白叔的经历我父亲十分了解，他俩在干休所是无话不聊，我小的时候牙痛，父亲都是带我去他那里看牙，“老白，老大牙痛，你给看看。”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父亲都是这样叫我。

我躺在看牙的躺椅上，和白叔说：“白叔，我有些害怕。”白叔说：“不痛，你爸经常来看牙。”我父亲牙不好，我是不是也遗传了。

白叔在干休所里住前楼，我们住后面的楼，不过白叔经常到我们家找我父亲玩，我父亲也经常去白叔家喝茶。

白叔烟瘾大，一天要抽两包烟，我父亲劝他无数次，白叔不听。自己是医生应该知道抽烟对身体健康不好，但白叔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就这点爱好，解放前就抽，戒不了了，无所谓了。”

2005年的冬天，我忘记了那一天，我父亲告诉我白叔因突发心脏病没抢救过来去世了。

参加白叔遗体告别的那天我也去了，白叔身上覆盖着党旗，旁边是松柏鲜花，一脸平静安详的睡觉，我流泪了，父亲也流泪了。

白叔比我父亲年长四五岁，按理说我应该叫他“大爷”，但叫白叔习惯了，白叔也不计较。听父亲说白叔是长春人过去家境很好，他父亲是牙医在长春城开了一家口腔诊所，白叔就在他父亲的牙科诊所里一边帮忙一边跟着学习。

战乱年代，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来牙科诊所看牙的都是长春城的达官贵人，有头有脸的人物。

1946年底，长春驻守国军的总医院招人，白叔的父亲让他去报名，结果白叔因为会看牙被录用了，成为国军医院的一名牙医。

开始白叔跟其他牙医实习，但他很快就独挡一面了，不过他看牙的对象大都是当兵的，有时候连排级干部也找他看牙。

有一次接近中午时间，牙科就白叔一人在值班，其他医生都吃饭去了，这时有两个人进了牙科，他们都穿着便服，一位是中年人，一位年轻一些，一看就是随从。其中年轻人对白叔说：“你们主任呢？”白叔说：“主任不在，你们看牙，我帮你看看。”那人口气很硬的说：“不用你看，我们改天再来。”这时中年人说：“让他看看吧！”说着躺在牙椅上张开嘴，白叔一看牙床都肿了，没法修牙，只能先口服药物消炎。白叔对中年人说：“牙床肿了先口服药吧！”中年人点点头微笑对白叔说：“谢谢你”然后拿着药和年轻人走了。

两个人走了之后，白叔一看登记签名落款是司令部，白叔感觉两个人的官职不低，后来他的科主任告诉他，中年人是兵团司令官，另一人是他的副官。

驻长春的最高司令官是郑洞国，他指挥新编第七军，六十军，地方保安部队约十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然而，野战军萧劲光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萧华指挥两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把长春国民党守军围困了五个月之久，郑洞国率第一兵团放下了武器，长春解放。

长春解放后白叔所在总医院被野战军收编，白叔因为是医生继续在解战军医院工作，继续给官兵们看牙。

国民党军队医院里的军医都是技术人员，大致分为上尉医师，相当于现在的住院医师，少校军医，相当于现在的主治医师，可以独挡一面看病，上校军医，相当于现在的科主任一级，可以给国民党兵团一级的高级将领看病。还有个别的少将军医，主要为国民党的要员，官员看病。

1950年白叔从陆军转为海军在航校的医院牙科工作到离休，享受正团待遇。

白叔我一直记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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