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083”专案

1950年夏，华东公安部接到一份北京转来的重要情报，一名由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点名指派的“心战专家”将于近日秘密潜入内地。这个代号“083”的高级特务所执行的使命是：配合“韩战”，培训和指导上海、南京两地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在内地进行“心战”活动。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北京方面指令华东公安部牵头组建专案组，迅速查明“083”的行踪，在其开展活动前将其抓获归案。

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由华东公安部副部长王范负责。王范，原名张庭谱，江苏如东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组织安排来到上海，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以巡捕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1937年8月，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同年10月，王范赴延安，此后一直从事政治保卫工作。1949年初，王范受命负责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的准备工作，肃清了大批潜伏敌特分子。这年4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时，王范乘坐第一辆汽车开道，圆满完成了保卫任务。上海解放后，王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保卫处长，不久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政保工作。这次，他以副部长身份主持“083”专案的侦破工作，可见上级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据说“083”落网后得知自己的对手竟然是王范，不由连声叹气：“怪不得我还没开始活动就被抓了！”

王范受命后，于7月13日在上海市局召开了第一次专案组会议。这是一个阵容强大的专案组，王范担任组长，下设第一、第二两个小组，其成员均是从上海、南京两市公安局抽调的精干侦查员。当时的行政区划中没有江苏省，只有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南京市跟上海市一样，都是自成一体的特别市。十名上海侦查员组成的专案一组由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科长徐三友担任组长，十名南京侦查员组成的专案二组由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路惕升担任组长，徐、路二位同时兼任专案组副组长。

大家互相认识后，王范便向众人介绍了一应情况。说是“一应”，其实就是本文开头的那段关于“083”的文字，没有更多信息。摆在大伙儿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难题：台湾派来的那个“心战专家”，只知道一个“083”的代号，姓名、性别、年龄、容貌、体态等一概不知，至于这个“083”是哪里人、是否曾在上海或者南京待过，那就更不清楚了。专案组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么一位，难度可想而知。在座的虽说都是政保侦查员中的精英，以前都侦破过不少疑难案件，可包括王范在内，谁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否还有后续情报？”有侦查员问。

“这个……上级交代任务时没说，我们只能当作没有后续情报来对待了。”

国民党特务机构之前注重的是情报和行动，对心理战根本没当回事，其特训班的训练科目中并无“心战”内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中共武装力量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也就是国民党政权行将瓦解前，方才意识到“心战”的重要性。蒋介石下令选派特工前往美国攻读“特工心理学”、“心理战要义”等科目，但这种学习是需要时间的，派去的特务学业尚未完成，国民党军队已经一败涂地了。撤离大陆前，“保密局”在布置潜伏特务时，还是以情报和行动为主，即使想到还有“心战”，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以上，就是专案组对“保密局”派遣“083”来大陆的背景的推断。然后，就该研究如何张网捕拿了。一般说来，特务潜入大陆后要想安身，必须具备一个貌似合法的身份。否则的话，他是没法儿在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找到落脚点的。即使作为游客，也要入住宾馆、旅社，或者下榻于居民（可以是特务同伙，也可以是普通市民）家里，或者租借市民的空房。而这种办法在目前的上海、南京，已经不具备安全要素了——住宾馆、旅社需要证件或证明，民警隔三差五要来盘查;下榻于市民家里或者租房，则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否则时间稍长，就会被居委会注意到，继而报告派出所。如果不幸到了这一步，别说进行特务活动了，只怕想安全撤离也为时已晚。

那么，这个身份如何获得呢？可以有以下几种办法：第一，盗用或冒用他人身份，但这种方式只适合进行短期潜伏的特务，如果是长期潜伏，很容易露马脚;第二，伪造可以以假乱真的身份证明;第三，由同伙或者不知情者为其提供旁证，通过合法手段取得身份。

当然，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另辟蹊径，比如秘密入住某座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或开明绅士、民主人士的宅第，尤其是后者，这类人家大多是深宅大院，居委会是没有条件监视的，派出所一般也不会去查户口，即便查，也是点到即止，不会挨门查看。如果找到这样的地方，“083”不但可以平安住下，甚至还可以利用这里的便利条件召集特务进行“心战”培训。

专案组随即作出安排，专案一组、专案二组分别在上海、南京查摸上述适宜于“083”作为落脚点的目标，要求辖区公安分局、管段派出所留意此类住户。与此同时，对被我方拘捕（包括被捕后因各种原因释放）的部分敌特分子的供述材料进行审阅，查找当初奉派前往美国进行“心战”培训人员的线索，以缩小甄别范围。

当天散会后，上海的专案一组和返回南京的专案二组随即开始行动。

当时的上海市共有三十个区，专案一组的十名侦查员作了分工，每人负责跑三个区，主要是去分局传达以华东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名义联合下达的协查指令，至于具体如何进行，没有统一做法，可以由分局自己派员调查，也可以由下辖的各公安派出所调查。专案组十名侦查员则坐镇三个分局中交通最便利的那个，协调调查工作，汇总调查情况。这项工作进行到第三天，专案一组发现了两条线索——

一条来自洋泾区政府所在地浦东洋泾镇。该镇的东北角有一座老宅子，镇上人都称其席家大院，但宅院的主人却不姓席，姓薛，名无易，是个五十来岁的老者，操一口四川方言。没人知道薛无易是怎么跟席家大院沾上边并成为宅子主人的，只记得早在北洋后期，这位薛先生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时就已经出现在洋泾镇上了。然后，忽然有一天，原席家大院的主人席祥昌全家离开了洋泾，据说是去席氏的老家江西南昌了。

洋泾一带把所有外埠人士一概称为“客边人”，在他们看来，薛无易这个客边人在镇上为数不多的客边人中属于另类——来历不明，沉默寡言，没有家眷，深居简出。薛无易把席家大院稍加修缮，改成了一座货栈。洋泾镇位于黄浦江畔，当时系浦东地区有名的水陆码头，因此货栈生意很好。抗战时期，货栈曾被日军征用，辟作军用物资仓库，抗战胜利后物归原主，薛无易继续经营货栈生意。上海解放后，货栈被华野部队临时征用，作为军用物资储存仓库。半年前，部队退租，薛无易也不再折腾了，就把大院空置着。上个月，他突然请了几个匠人师傅，对院内的部分房屋进行了修缮。镇上人以为这个客边人又有什么新的经营路数了，不料，房子修缮好后却一直不见动静。本月初，有人注意到几乎天天有陌生人进出席家大院，来去的时间没有定规，上午下午清晨黄昏，想来就来，想去就去。

上述情况自然引起了洋泾镇公安派出所的注意，已经将其作为需要了解的对象了，可是，这一阵子因忙于清除匪霸，腾不出手来，只好往旁边暂时搁一搁。这时，接到专案组的协查通知，派出所首先想到的就是席家大院，不敢耽搁，赶紧把情况上报。

另一条线索来自徐家汇区。该区的襄阳路上有一座法式花园洋房，户主的姓氏绝对冷僻——职，所以这一带的人们就把这座花园洋房唤作“职园”。“职园”的主人职老爷子单名赓，字柏龄。借用洋泾镇的说法，老爷子也是客边人——广东梅县人氏。不过，职赓并不像薛无易那样神秘，他的情况不但徐家汇一带的人们知晓，还上过报纸——年轻时追随孙中山，曾主持华中地区地下交通工作，为革命党人传递情报、运送军火。辛亥革命前夕，职赓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一条腿留下残疾。中华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职赓被安置于上海，按月领取一份不菲的薪饷，还把位于拉都路上的一座花园洋房拨给他居住。上海解放后，拉都路改名为襄阳路，职老爷子在此居住至今。

1912年至1950年，将近四十年间，职老爷子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伪政权和新中国，竟然一直安安稳稳过着一份滋润日子。北洋时期，北京政府对其颇为尊重，凡有高级官员来沪公干的，必由地方大员陪同着前往拜访;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等也都登过门，历届上海市长每逢年节必定上门慰问;日伪时期，侵华日军驻沪部队的将领以及汉奸政府的头头脑脑也曾频频光顾，请其出山，均遭到拒绝;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也曾上门探望。

正是因此，才让几个邻居感到不可思议，凑在一起议论了一阵，越发觉得可疑，于是产生了向派出所反映情况的念头。派出所对此自是重视，正好接到专案组的协查通知，于是就作为可疑情况报了上去。

专案一组遂决定对这两个可疑情况进行调查。

二、两条线索

一组组长徐三友作了分工，侦查员万国伟、蔡鸣和老谢、小祝前往洋泾镇调查席家大院的主人薛无易，刘兴昌、老林、老丰、小贾前往徐家汇区调查“职园”的主人职赓。

7月17日上午，万国伟等四人便衣装束，搭乘轮渡过了黄浦江，前往洋泾镇。先去了洋泾公安分局，找到政保股金股长说明来意。金股长自是积极配合，指派两名侦查员听专案组调遣。其中一位姓马的年轻侦查员是本地人，住在席家大院附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席家大院门口。小马说，今天早上路过那里时，看见有四五个陌生汉子在门口转悠，不知是什么来路。万国伟等人商量下来，决定请小马出面前往席家大院所在地的居委会，让居委会大妈通知薛无易到镇政府民政股开会，侦查员则在镇政府等候。

不一会儿，小马满头大汗地赶到镇政府，说薛无易不肯来，称他今日有要事，不能离开。万国伟沉吟片刻：“既然他不肯出门，那我们就登门拜访。”

一干侦查员过去一看，暗吃一惊。席家大院大门一侧竟然挂出了一块招牌，白底黑字，赫然醒目：“华北军政委员会物资部驻沪办事处物资储运站”。三个操北方口音的男子正把“军事重地闲人莫近”的牌子往另一侧墙上钉。侦查员有点儿纳闷，怎么席家大院突然变成“军事重地”了？于是上前亮出证件，点名要找薛无易说话。那三个男子不敢阻拦，说薛老板在宅子里面，你们自己进去吧。蔡鸣寻思不能让他们溜了，便说我们没来过贵处，不熟悉，劳驾您三位头前带路。言毕，众侦查员早已围上来，簇拥着那三个男子进了大门。

薛无易从容面对侦查员，说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相遇不认自家人了。说着，拿出一个外面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的牛皮纸档案袋，把里面的一应文件、证明一一拿给侦查员过目，同时解释说，华北军区因采购军用物资需要，特在上海设立物资储运部办事处。此事分派给了薛无易的堂弟、华北军区后勤部军官薛无冕，薛无冕想起堂兄在上海浦东洋泾镇上有一座宅院，水陆交通均很方便，遂决定征用席家大院作为储运仓库。当时军队征用民房是按市价付房租的，薛无冕还以“华北军政委员会物资部”的名义跟堂兄签订了一份租房协议。

侦查员马上提了两个问题，一是那个“驻沪办事处”在哪里，二是那个薛无冕是否在场。薛无易说堂弟在市里，正为筹建办事处到处找房子呢，储运站可以设在洋泾，办事处却是必须设在市区的。这个回答听起来似乎合理，但侦查员不能仅凭对方的一面之词就打道回府，至少要找相关部门核实一下。万国伟寻思，军方在镇上设仓库，按说镇政府方面应该是知道的，可是，刚刚在镇政府的时候，侦查员向镇领导简单介绍了他们要调查薛无易其人的情况，镇领导却并未提及仓库的事，这又是为什么呢？正疑惑间，侦查员小祝有了新发现——对方出示的证明上的印鉴似乎有问题！

小祝那年不过二十一岁，但于印章却颇有心得。他出身刻字匠世家，九岁开始就跟着祖父、父亲鼓捣印章，到十八岁上，他刻出的印章跟老爸相比一点儿不差，算得上一个专业刻字匠。五年前，小祝因“窝藏”遭到追捕的地下党（他的小学老师）上了国民党警察局的黑名单，不得不投奔苏北根据地，若非如此，他可能已经子承父业当上刻字铺老板了。现在，小祝的专业特长发挥了作用，凭经验，他觉得对方出示的那些文件上的印章略显粗糙，笔画间有拖泥带水的痕迹。

他断定这是伪造的印章，于是盯着薛无易连连发问。对方反复解释说他是房东，不过是受堂弟委托暂时保管这个牛皮纸档案袋，其他情况一概不知。可越是这样，越显得疑点重重。其他侦查员在一旁看着，已经明白眼前这几位必定有事儿，二话不说，拔枪的拔枪，掏手铐的掏手铐，转眼就把连同薛无易在内的几个嫌疑分子铐在一起。然后搜查全宅，搜得伪造的印章一盒，公文、证件若干，手枪三支，子弹二百多发，现钞三百余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

侦查员没想到误打误撞竟撞上了这么一条大鱼，尽管还不知道这些人与“083”案件是否有关，但肯定是潜伏敌特无疑。出于保密的需要，他们请洋泾分局设法联系一条汽艇开到席家大院后门河边，沿着黄浦江把人犯直接运到了市区，再转汽车押到市公安局。汽艇还没到，身穿解放军军官制服的薛无冕忽然从市区过来了，自投罗网，倒是省了侦查员不少事。

这边几个侦查员分头讯问薛无易等人，却不知另一路侦查员刘兴昌、老林、老丰、小贾四人正遭遇另一个版本的大水冲了龙王庙——

刘兴昌这拨人马的调查路数跟万国伟那一路不同，他们没去徐家汇分局，也没去襄阳路派出所。为什么呢？因为“职园”的可疑情况是徐家汇分局提供的，按常规，如果情况有变化，徐家汇分局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专案组，现在专案组并未接到通知，所以应该还是老情况。那就没必要去麻烦人家了。

那么，该怎样对“职园”进行调查呢？侦查员一番商量后，认为应以不打草惊蛇为原则，先查外围，盯着那些在“职园”进进出出的主儿查摸，比如他们是何许人，来自何方，居住何处，频频进出“职园”有何目的，跟职赓是什么关系，等等。这种调查当然得悄然进行，于是，四名侦查员分别化装成三轮车夫和乘客、路人以及沿街叫卖的小贩。

刘兴昌个头不高，身材瘦削，他就化装成乘客，让人高马大的老丰扮成车夫，蹬着三轮车载上他，沿着襄阳路由北向南，边走边观察。经过“职园”门口时，三轮车的链子掉了。当然，这是有意安排的。老丰下车装链子，尽管这是个简单活儿，但他以前不曾干过，还是显得有些笨手笨脚。“乘客”刘兴昌则借这个机会下了车，一边等候老丰修车，一边来回溜达，目光有意无意地往“职园”里面窥探。忽然，他注意到“职园”竟然是装有电话的，一根黑色电线从围墙上的丁字形铁架子上伸出，与马路旁边的电线杆相连。刘兴昌暗忖幸亏过来看了看，之前还真没想到电话的问题。既然“职园”是上海滩为数不多的私人电话用户之一，是不是可以考虑请邮电局协助，对这部电话进行监听呢？

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刘兴昌忽然感觉到背后似有异样动静，正待转身，后腰已被硬物顶住，有人低声在他耳边说：“不许动！”

刘兴昌一惊，意识到那是手枪，便不敢动弹。因为搞不清对方是何来路，他便用江湖口吻和对方盘道，同时也是向正埋头修车的老丰报警：“不知是哪位老大？兄弟今天正好没带钱钞，请高抬贵手！”

“别啰嗦！”对方显然是个熟手，说话的同时，伸手从刘兴昌怀里抽去了手枪。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犹如电光石火，快得让人根本来不及思考。蹲在地上装车链子的老丰发觉情势不对，正待起身，突然两条胳膊被人以擒拿手法反扣住，接着双脚离地，被两个汉子快速抬进了“职园”大门。那二位的动作有些粗暴，将其抬到门内往地上一扔，老丰的半个身子差点儿被摔散了架。一个翻身正要爬起来，又被一脚撂倒，这一脚的力道也不小，老丰怀里掖着的手枪掉了出来。这时，刘兴昌也被人拗住推进来了。两人这才看清，对方是四个彪形大汉，为首的那个利索地捡起手枪，摆弄两下，冷冷地下令：“搜身！”

这一搜，把刘兴昌和老丰的证件搜了出来。对方一看，愣了一下：“你们是市局的？谁叫你们来的？哦……先把他们松开。”

刘兴昌反问：“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没有回答，把两人请入一间空屋，关在里面。刘、丰听见那个为首的吩咐下属：“给市局打电话核实他俩的身份。”

十分钟后，那个为首的又进来了，把手枪、证件还给二人，说是闹了点儿小误会，然后请他们从后门离开——三轮车已经停在后门口了。

刘兴昌已经意识到对方可能是自己人，但对方自始至终没有亮明身份。遇到这等事儿，他们自是立刻返回专案组驻地报告，刚进门，徐三友已经等着他们了，告诉他们说上级来了电话，命令停止对“职园”的调查，什么原因没有交代。直到很久以后，刘兴昌才偶然听说，“职园”的主人职老爷子当时正奉北京之命执行一桩重要使命，那几个便衣系北京直接派赴上海的安保人员。至于这项使命的内容，只怕连市局领导也不一定知晓。

这时，另一路侦查员已经初步完成对席家大院拘留人员的讯问，所获情况也是“一包气”（上海方言，令人非常沮丧的意思）。

薛无易的堂弟薛无冕时年三十九岁，早年曾在上海滩干过证券交易买卖，不过没有执照，只是给人当助手——当时证券交易执照极为难考，跟如今的注册会计师有一比。别看他没有执照，人脉却很广，据说经常出入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公馆，由此可见其活动能量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薛无冕很可能在证券行业成就一番事业。不料抗战爆发，上海失陷，薛无冕进了日伪政权的财政局当了一名科长。如此，到抗战胜利后，他就是榜上有名的汉奸了。在提篮桥监狱吃了两年半的牢饭，出狱时他已是两手空空，孑然一身。于是，他以投资为名到处借钱，折腾了几回，却闹了个血本无归，只有四处躲债。

薛无冕知道，老是这样下去肯定有躲不开的一天。古话说穷则思变，可是，怎样变呢？上海解放后，他所熟悉的证券交易已经停止了;做其他正经买卖也不可能，一是缺本钱，二是没经验，三是国家已经有意识地在控制私营经济的发展。那怎么办呢？看来只有行骗，大捞一笔然后远走高飞，去香港或者澳门。

那么，骗谁呢？薛无冕把主意打到堂兄头上。薛无易是个老实人，也没什么野心，换句话说就是不思进取，靠出租房产就能过上一份舒心滋润的日子，倒也逍遥自在。上海解放后，军方按市价租用席家大院，他照样有一份不菲的收入。后来军方退租了，一时半会儿又没有新房客登门，担心坐吃山空，他才有了点儿危机感。这时，薛无冕来了，说是供职于华北军区后勤部，专门替军方在江南采购物资，并在上海建立一个物资储运点，寻思着肥水不外流，就想到了堂兄的院子。薛无易自是乐意，就跟他签订了协议。房子出租了，薛无易没拿到一分钱，反而贴进了一笔装修费用——薛无冕是打算空手套白狼的，怎么会老实付房租？但薛无易并不担心，他以前有和军方合作的经历，知道军方是信守承诺的，又对堂弟所说深信不疑，做梦也想不到这是堂弟设下的骗局。

薛无冕和他招收的几个帮手一一招供，交代了准备打着军方的旗号大肆行骗的犯罪事实。公章、文件、证明之类，自是薛无冕伪造的;军服、手枪、子弹，则是从黑市上买的。当时上海北站附近的虬江路旧货市场，白天卖的全是合法物品;到了夜晚，正规商家关门打烊，魑魅魍魉纷纷出动，五花八门的违禁物品一应齐全，别说手枪，就是炸弹据说也有出售。政府取缔过几次，但不久就死灰复燃。

如此，费了好几天工夫查摸到的两条线索，就全都断了。

三、暗娼和嫖客

专案一组四处奔波的时候，专案二组也查摸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这条线索是侦查员朱福家到派出所布置协查任务时无意中获得的。老朱原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刑事警察，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南京解放前夕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说他可能已经暴露，命其火速撤离到江北。南京解放后，他参加了接管工作，仍然干老本行，但不再当刑警，而是调到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这次华东公安部组建“083”专案组，他被领导点名抽调过来。专案二组一干人马返回南京后，随即布置工作，朱福家负责鼓楼分局辖区的协查。他最初当刑警时就在鼓楼区，对这一带很熟悉，接受任务后，他也没去分局，而是直接往下面跑，把协查的事儿交代给派出所。

7月14日，朱福家来到中央路派出所，所长老郁正在和一干民警开会，听取户籍警对管段治安情况的汇报。朱福家没有打断，坐在一旁听着。汇报结束，老郁问他有何贵干时，他指着民警老毕说：“我要查摸的情况好像跟这位同志刚才的汇报有关系。”

老毕刚才汇报说，其管段内的印家巷有一个单身女子，名叫蒋琦蓉，今年三十岁。这个女子的经历很不寻常。她本出身富家，其祖上三代均是南京城里有名的商人，其祖父在世时拥有的房产就达二十处之多，蒋琦蓉现在居住的印家巷12号即是其中之一。她自幼生活优越，一天到晚都有娘姨、保镖、司机围着打转。不过，到她十岁那年，她的生活发生了剧变。先是祖父去世，父辈分家;然后是父亲外出时遭土匪绑架，勒索大洋两万。家里如数交纳，可是，那伙土匪根本没有职业道德，钱到手后依然撕票。

蒋父生前娶了三个老婆，蒋琦蓉是第二个老婆所生。老爸一死，三个老婆闹分家，其母分得房产三处、钱财若干。靠着这些财产，本可以过上相当滋润的日子，可是，原本就有赌瘾的蒋母没了丈夫的约束，不但变本加厉，不久还抽上了鸦片。有这两项开销，别说三处房产，就是三十处只怕也会折腾个精光。不到三年，其母输掉了总价值三四万大洋的浮财，两处房产也抵押了，最后贫病交加，于一个风雪之夜跳江而亡。从此，十三岁的蒋琦蓉成了孤儿。幸亏之前由于族人的强烈干涉，其母没有卖掉位于印家巷的最后一套房产，她才有个落脚之地。在族人的帮助下，她把这套房子的四分之三出租，靠租金维持生活和学业。

蒋琦蓉初中毕业那年，抗战爆发，南京沦陷。当时她已考入教会办的护士学校，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适逢她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交流活动去了外地，总算逃过一劫。可是，当她半年后返回南京时，赖以栖身的印家巷房产已被汉奸霸占，接着，护士学校又停办了。其时，蒋氏家族的成员死的死，逃的逃，破产的破产，谁也帮不上她的忙。蒋琦蓉为求生存，只好委身于一个青帮流氓裘三宝。姓裘的许诺三个月内帮她索回印家巷的房产，转眼三个月过去，她不但没要回房产，反被裘三宝灌醉了卖给妓院。直到抗战胜利，妓院老板因汉奸罪入狱，妓院被查封，蒋琦蓉才恢复自由身。不久，国民政府将日伪霸占的财产发还原主，蒋琦蓉才得以回到印家巷的老宅。

遭此大劫，蒋琦蓉身心俱疲，啥也不想，只图过一份安稳日子。而其时的经济状况跟抗战前的“黄金十年”根本没法儿比，仅仅靠出租房屋，蒋琦蓉难以维持生活。她想找一份工作，可多年的妓院生涯让她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再也受不了朝九晚五的辛苦;想嫁人，那段窑子生涯成了拦路虎。无奈之下，蒋琦蓉在出租房屋的同时，又做起了暗娼。不过，她对主顾是有选择的，只跟几个固定的男性保持来往，不图发财，过上小康日子她就满足了。

若在旧时，遇上这种情况，可以向法院告状，也可以找甲长、保长调解。如今，上海刚刚解放，人民法院虽已成立，但要处理的大要案件颇多，这类小事根本顾不上，而甲长、保长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取而代之的是居民委员会。于是，三户房客便向居委会反映情况，希望协调解决，其诉求是最好不搬，如若一定要搬离，那房东也得给足一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寻找新的房源。

户籍警老毕在例行巡查时，从居委会得知了上述情况。其时派出所还没有接到“083”专案组的协查通知，老毕只是将其作为日常工作内容在派出所的例会上向所长作了汇报。旁听的朱福家认为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就留下老毕专门了解，不问别的，单问两点——蒋琦蓉要求房客退租时，说了什么理由;蒋氏的那处房产面积多大，结构如何？

老毕说，蒋琦蓉要求房客退租时没说理由，只说她的房子另有用项，而且比较急，所以要求房客立刻退租;作为补偿，她愿意免除本月的租金。蒋的房子是一座小型石库门宅院，独门独户，两层楼房，进门有一个天井，分前后两进，有前后客堂、东西厢房以及阁楼，总居住面积应该不少于一百八十平方米。朱福家听着，心里一动：如此建筑结构，颇适合给那位“心战专家”作培训场所，只要大门一关，里面别说开“心战”课了，就是练擒拿格斗外面只怕也听不见，而且还有那么大的面积，一次聚集十几人应该不成问题。

朱福家返回专案组驻地向专案二组组长路惕升一汇报，立刻引起了重视。侦查员们兵分两路，一路跟房客接触，了解相关情况;另一路则密切注视蒋琦蓉的一举一动。

侦查员钱春白、荣冲福、老王、小姜四人奉命向房客了解相关情况。三户房客分别姓郭、宋、杨，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三人提供的有关房东蒋琦蓉的情况，归纳起来如下——

蒋琦蓉这几年里的相好比较固定，总共不过五六人，上海解放后至今，常来往的有三个，一般一星期来印家巷这边一次，有时过夜，有时待上半天。邻居都知道蒋琦蓉曾做过妓女，再说人民政府当时也没明令禁止这种暗娼式的卖淫，因此对蒋倒也比较宽容，有时背地里偶尔说起，有人还认为这种固定嫖客至少比没有节制的胡乱接客显得“文明”些。郭、宋、杨三户房客对那三个固定嫖客也没有另眼看待，时间长了，偶尔遇见还打打招呼，聊上两句。由此得知，这三个嫖客一个姓李，系长江客运码头的机修工;一个姓陆，系秦淮区不知哪所学校的体操老师（旧时人们把体育课称为体操课）;还有一个姓闵，也在秦淮区，是个中医。

房客们对那个姓闵的中医印象最为深刻，此人性格温和，比较健谈，而且热心，三个房客都受过他的惠——家里老人孩子有个头痛脑热什么的，适逢他登门，顺便请其诊治，当场开个土方，往往药到病除，而且不收费用。此外，这位郎中先生还精通电气，三个房客家里的电灯、收音机、留声机之类的出了故障，让他摆弄两下，立时解决问题。

蒋琦蓉其人生性小气，比较贪财，对房租卡得很紧，只要听说别家涨价，她必定会在第一时间跟涨;交纳房租的时间也严格按照合约规定执行，只能提前，不能延缓，有时交租日房客正好不在家，她即便等到半夜也绝不拖到第二天。所以，这次她主动提出愿意免收本月租金，房客们都颇觉意外。三个房客不约而同判断，她之所以急着把他们赶走，肯定是因为有了愿意出高价的新房客。

那么，平时蒋琦蓉是否有嫖客之外的其他客人来访呢？在房客们印象中，蒋琦蓉平时一向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登门，即使逢年过节也是如此，这可能跟她做过妓女有关。可是，五天之前，忽然有一个肤色黝黑、举止粗鲁的大汉登门，蒋琦蓉热情款待，比对那三个老嫖客还殷勤。那黑大汉是下午三点多来的，蒋琦蓉随即拜托房客老郭的妻子去菜场买来生熟菜肴和老酒。吃过饭，那大汉由蒋琦蓉陪同着出去了。房客都以为他是告辞离开了，而蒋是去送客的。哪知晚上八点多，两人又回来了，房客们从其言谈间得知，原来两人去看电影了。当晚，黑大汉留宿蒋琦蓉家，次日日上三竿方才离开。当天傍晚，蒋琦蓉就向三户房客提出，要立刻收回房子，另有急用。

三位房客提供的情况中，有两个人让侦查员们产生了兴趣。一是那位中医。身怀岐黄之术不算啥，那个年代中医有的是，问题是一个中医怎么会精通电气，甚至会修理收音机？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另外，就是那个突然冒出来的黑大汉，这主儿是什么来头？跟蒋琦蓉是什么关系？此人出现之后，蒋琦蓉就要求房客们搬家，这是偶然的吗？

次日，专案组派员分头查摸。尽管三个房客提供的嫖客信息比较模糊，但对于侦查员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们分头跑了半天，就顺利地找到了目标。这三人分别是长江客运码头职工李圣培、私立“勤俭小学”体操老师陆中民和私营中医闵玮钧。进一步调查，李圣培、陆中民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或帮会，除了跟蒋琦蓉等暗娼有来往之外，并无其他劣迹。闵玮钧则不同。这人是中医不假，而且还是祖传郎中，医术不错，但他在抗战时曾参加“中统”，系“中统”派驻上海特务机构的地下报务员，在法租界霞飞路以中医诊所为掩护，秘密从事报务工作，后因组织遭到破坏，奉命撤离。离开上海后，他没有返回重庆听候总部重新安排，而是私自回到了南京老家，脱离“中统”，开业行医至今，不过，尚不清楚他现在跟“中统”方面是否还有联系。至于那个黑大汉，专案二组虽然费了不少劲儿，却未能查到其底细。

“083”专案组组长王范听到上述情况汇报后，认为专案二组有可能查摸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于当晚赴南京坐镇，指挥进一步的侦查。

专案二组继续对蒋琦蓉进行秘密监视，发现她除了去过一趟一街之隔的“达诚牙医诊所”治疗蛀牙外，并未跟其他人有过接触。与此同时，专案二组侦查员跟已经排除嫌疑的两个嫖客李圣培、陆中民进行了接触，辗转了解蒋琦蓉跟闵玮钧的关系，那二位都说没听说过此人。再细问下来，李、陆二人也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也就是说，蒋琦蓉对三个嫖客均隐瞒了自己另有相好。

7月16日一早，李圣培、陆中民向专案二组报称，他们分别收到了蒋琦蓉寄出的挂号信函，说现在已经解放了，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法》，提倡新风尚新风气，作为守法群众，应该响应政府号召，所以她决定从此中断跟他们的关系，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物色对象，组建家庭，生儿育女。

这两封内容相同的信函交到专案二组，侦查员们传阅之后，马上产生了疑问——蒋琦蓉正被秘密监视着，可监视人员并未发现她曾经去过邮电局寄挂号信呀？再看邮戳，这才恍然。原来这信是7月14日寄出的，那时候监视人员还没到位。当时邮局的投递效率不高，再加上初解放时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邮局这边人手不足，即便是同城的信件，隔上一两天才送达也是常事。

这时，管段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有个叫闵玮钧的中医跑到蒋琦蓉家里去吵架，双方争执不休，闵对蒋动了手，打得蒋口鼻淌血。邻居报告居委会后，居委会干部把两人送到了派出所。因为涉及蒋琦蓉，派出所马上致电专案组，询问应如何处理。

二组组长路惕升立即指派侦查员荣冲福、老钟、小夏前往派出所，以派出所民警的名义分别跟蒋琦蓉、闵玮钧谈了话。原来，闵玮钧也收到了蒋琦蓉寄出的断交信。闵有妻子，跟蒋琦蓉的交往无非是寻求刺激。现在，蒋琦蓉不愿跟他保持关系了，本也无可无不可。可是，前不久他刚送给蒋琦蓉一块女式“英纳格”手表，此刻忽然接到断交通知，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就拿着挂号信赶到印家巷，向蒋琦蓉讨还手表。蒋琦蓉生性贪财，哪肯把已经到手的手表还给人家？争执中，闵玮钧一怒之下抽了蒋琦蓉一个耳光。

事情就这么简单，双方都没有说出更多的内容，侦查员就把此事交由派出所处理。当时的法律对于个人赠予尚没有统一的观念，承办民警都是凭着感觉办案，向闵玮钧问明价格后，让蒋琦蓉付了一半的钱钞，“英纳格”就归她了。

离开派出所，蒋琦蓉捂着半边脸去了“达诚牙医诊所”，不到半小时，跟踪的侦查员就看见牙医把她送出诊所，一边还叮嘱些注意事项。侦查员根据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判断，蒋琦蓉的那颗蛀牙被闵玮钧一巴掌打得摇摇欲坠，牙医已经将其拔下来了。告别牙医，蒋琦蓉在附近的一家豆腐店里买了两块豆腐，径直回到印家巷。

次日上午，专案二组的侦查员们正讨论蒋、闵的这次争吵是否有什么其他背景，又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蒋家的三个房客来反映，他们昨晚接到蒋琦蓉的通知，告知不必搬离，欢迎他们继续租住。一干侦查员吃惊不小，这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打消驱赶房客的主意了？

专案二组之所以把蒋琦蓉列为“083”专案的嫌疑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私房特别适宜于提供给“083”执行培训“心战”特工的使命。现在，她不再让房客搬离，那岂不说明敌特方面已经决定放弃这个地点了？为什么放弃？难道跟昨天闵玮钧上门一闹有关？

专案二组当即举行案情分析会，由坐镇南京的“083”专案组组长王范主持。王范综合了众人的意见，认为还是得盯着蒋琦蓉，这个女人身上有明显的可疑之处。撇开那个不明身份的黑大汉，仅是她这两天的言行举止就颇值得商榷。在整个“083”案件中，蒋琦蓉不过是个棋子而已，这一点没有疑问。印家巷住宅是否作为授课点，当然不是她本人能够决定的。但是，她既然明确通知房客可以继续租居，说明她得到了上家的指示。问题是，这个女人已经处于我方侦查员的密切监视之下，她是通过什么途径跟她的上家或者上家的代理人取得联系的呢？

根据监视人员的值班记录，自蒋琦蓉被监视以来，除闵玮钧外并无其他人登门。蒋琦蓉离开过住所两次，前一次是去牙医诊所，后一次是去派出所解决纠纷，在返回途中又去了一趟诊所，然后去菜场买了两块豆腐。除此之外，她所接触的人就只有同一屋檐下的三户房客了。三户房客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之前跟他们进行的谈话已经算是打草惊蛇了，而蒋琦蓉并无反应。

那么，闵玮钧是否有问题呢？侦查员认为似乎可以排除其嫌疑。如果仅仅是为了向蒋琦蓉传达上家的指示，不需要采用讨要手表这类借口，更没必要大动干戈，闹得邻人尽知，他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做到这一点。而且，也许正是因为闵的上门，动静闹得太大，蒋琦蓉将此事上报之后，其上级认为此地已不适宜作为培训地点。照这样分析下去，蒋琦蓉接到取消原计划的通知，应该是在闵玮钧上门之后。

这样，剩下的疑点就是那个牙医诊所了。蒋琦蓉这两天一共去过两次，昨天是第二次，去过之后的当晚，就挽留房客继续租住。对于她来说，这应该是第一时间，因为那时三个房客刚刚下班回家。当然，昨天她还去买过豆腐，不过，跟豆腐店老板娘的接触不过分把钟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把闵玮钧登门闹事的信息告知对方，还要等待对方作出放弃原计划的决定（前提是豆腐店里的人即是蒋的顶头上司，有决定权），实在是太过仓促。所以，侦查员认为问题应该出在牙医诊所，那个牙医是有决定权的，听到蒋的汇报之后，随即决定放弃原计划。于是，蒋当晚就挽留房客了（这可能是她自己的主意）。

“083”专案组组长王范当即下令，秘密调查“达诚牙医诊所”。

（未完待续）

文/东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