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疱疹之扰
壬寅年其实跟之前的任何一年都一样，十二个月，三百多天。但于我这个年奔古稀的人来说，是病痛加身艰难困苦险些丧命的一年。
几年前就患上了肩周炎，贴膏药，吃缓释片，两三天也就过了。这次复发，先是右肩疼痛，扯得后颈项疼痛。膏药和缓释片没有一点效果。
一脉不和周身不遂。熬了三天，疼痛已经蔓延全身，骨节和肌肉，从肩颈到脚趾，都疼，有时间歇地疼，有时持续地疼。看见附近一家专治肩颈的理疗馆，便进去试试。一个五十来岁长得一身正气的盐亭汉子，说我经络不通，不通则痛。他捏着手杆给我科普：“这是肝经，这是肺经，这是心经，这是心包经……”从头顶到脚趾，细细地按摩一遍，又艾灸一遍，他做得很认真。我就像砧板上的肉，翻来覆去。我突然想到了烤全羊烤乳猪。不过，它们是被摇把翻动，我得自己翻转，让艾火烤到每一寸皮肤。他还摸着我的左后背说：“你这湿气太重，才按这么几下，就排出了这么多红颗颗了。”后来我才明白，他看见我左后背出现了一些红色疱疹。
理疗两天，疼痛毫无缓减。那些红色疹子已经长到左手杆内侧了。有朋友电话推荐我去附近一家中医诊所。人家说老医生少裁缝，是说裁缝年轻，喜欢打扮，做的衣服新颖，医生年老，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可这个医生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看起来非常干练。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可他没有怎么问，也没有怎么让我叙述，便搭手切脉。他说：“你这是寒湿太重，风热内侵，入于脏腑了。”我说我有汗，不咳，身上起了些颗颗。他没理睬，便开处方捡药。恐怕医生一把脉，什么都晓得，不用我多嘴吧。
喝了三天中药之后，似乎没有好转。遇上那理疗师，他说，你那个还是要坚持做理疗。但我礼貌地跟他告辞，坚持去诊所换药。本该去大医院治疗，但闹了两年多的疫情，可恶得很！近期沸沸扬扬，走哪里都是扫场所码，测体温，戳鼻孔戳喉咙查核酸，24小时阴性的，亮行程码，才能进门见医生，特麻烦。小诊所看48小时的即可看病，老年人就图个撇脱。
这几天是壬寅年最后一波倒春寒。寒冷是天气的主调，小雨和大风是其伴奏和协奏。前些日子已经有人穿短袖，今天大街上居然有人穿上了羽绒服。我穿着夹衣，拉紧领口，进了诊所。
那看似老到的年轻小伙子搭手切脉，沉思了一下，一脸疑惑地说：“不对呀！吃了一副药了，咋湿气还这么重？”他一边摇头，一边开处方。写到一半，他突然问：“你上次说长得有什么颗颗？”我便站起来，撩开衣服给他看，疱疹在我的左胸已经安营扎寨了。一颗颗疹子，呈桃红的鲜艳，顶着一粒亮晶晶的小泡，鲜嫩欲滴。并且，这些疹子已经布满了我的左前胸、左后背、左手杆内侧。不疼，不痒，安静地潜伏着未来的杀机，酝酿着新一轮的疼痛袭击。那医生和他的女助手几乎同时尖叫起来：“带状疱疹！带状疱疹！”但他们马上安慰我：“这是病毒性疾病。六十几岁的人，元阳渐失，免疫力下降，健康方面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算什么。我治得多，不要紧哈……”
我才明白，两种疼痛搅在一起，肩颈疼痛影响了对疱疹的诊断，导致了我病情诊断的耽误。一个现象掩盖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隐情，把原本简单的事情整复杂整严重，世上常常有之。理疗是针对亚健康的补充修复和调理，而真的头痛脑热，还得去找医生治疗。理疗和治疗，有关系，但不能代替。现代的针剂片剂和传统的中药汤剂甚至用外科技术做手术，才是对付病痛的有效手段。
那小伙子便改写处方，配置西药和外敷药膏。回家后，赶紧外敷擦药，赶紧喝中药汤剂，吃西药片剂。我还赶紧百度带状疱疹是个什么鬼。度娘的叙述，还真让我出冷汗。说这病叫蛇缠腰，蛇毒疮，十分顽固，潜伏期长，要死人，即使治好了，还可能留下神经疼痛的后遗症。如此严重，而我这又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啊！
但凡生了病，疼痛是免不了的。接下来的两天，便是最难熬的日子：疱疹处衣服摩擦疼痛，不摩擦也疼痛，扯得胸腔都疼痛，肩颈仍然疼痛，周身的骨节肌肉疼痛，包括每一根手指头和每一根脚趾头都在疼痛。双脚沉重，四肢无力。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昏昏沉沉，疼痛难忍。尽管如此，疫情期间，医院是断不可去的，并非我讳疾忌医。前不久带外孙女住院，尝够了目前的防疫手段：每次进门，扫场所码，亮行程码，登记个人信息，做核酸检测，包括陪护人员。做核酸戳喉管还好一点，戳鼻孔特难受。我还担心那些检测机器出问题，生生地给我弄顶新冠戴上。不是我矫情，外地确有实例。恰恰家里也没人有空去医院陪护我。于是，宅家治疗，与病痛熬，也与孤独熬，一分一秒地熬。
到了第二副中药和西药吃到第四天的时候，突然，一切好转了！肩颈不疼了，周身的疼痛只在偶尔了，那些疹子没有溃烂，红疱萎了，也不怎么疼了。万恶的病毒恐怕偃旗息鼓了！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从当初的病急乱投医到现在的药到病除，我好像有1949的感觉了！无病一身轻。我轻松了，但俄乌形势台海形势疫情形势，还尚未轻松呢。
倒春寒刚刚过去，天晴了。吃过早饭，趁着初照的阳光，我起身出门，前往诊所，去找那小伙子去换药，以巩固治疗成果。有病及时治，无病多锻炼，用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态，面对未来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我在心里对自己如此说。
六月：病房之困
四月底，疱疹就痊愈了，但医生还开了两个月的药，胶囊，片剂，冲剂，口服液，说是营养神经。到了五月，有些咳嗽，感冒的症状。还是那个诊所医生，开了感冒药，一次三天，两次，六天，不见好转，又增加中药。中旬，手臂开始出现疹子，针尖大小，点状，鲜红。问医生，是不是吃药过敏，他说不是，而是药物把体内湿气撵出来了。可到了月底，红色疹子遍布全身，除了脸上，连手指上都有。
那疹子虽然不痛不痒，但终不是个事呀！迫不得已，只好去医院。先去中医院，说是药疹，要住院治疗，但他们没有皮肤科住院部。再去四零四医院，也没有皮肤科住院部。只好去中心医院，一番场所码行程码核酸检测下来，医生确诊，是药疹。问之前吃过些什么药，我记不清了，反正吃的药多。医生叫我停止服用之前治药疹和治感冒的所有药品，马上住院。
那期间，新冠疫情仍然闹得正起劲。量体温做核酸，各种扫码，缴费，办手续，一番折腾下来，我躺进紫荆楼四楼，已经是六月份了。
接下来几天，做各种检查。测血压，做心电图，做B超，做超声波彩超，照胸片，照CT，几乎两天抽一次血。还要将口痰和大小便样本送检验科。起先，医生告诉我，查出了我患二型糖尿病，血糖高达31了。内分泌科医生立刻介入治疗。测血糖，早晨空腹测，每餐后两小时测。打针，胰岛素，每餐饭前打，晚上睡前打。吃药，片剂，冲剂，口服液。输液，大瓶小瓶五六个，挂在病床头上，每天输四五个小时。医生要求我不能吃甜食，不能吃稀饭面条，控制饮食，减少主食。我仍然咳嗽，仍然气紧。呼吸科医生立刻介入治疗，增加液体，增加吃药，再挂上氧气，二十四小时输氧。
我躺在紫荆楼里的病床上，通宵睡不着。不停的咳嗽，好像是给低吟的蛩音打节奏。白天，跟邻床的年轻病人聊几句天，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邻床的那小伙子，也输液吃药，但不严重，马上要出院了，出了院马上要去成都跑滴滴车。家里老的小的都等着用钱。病房空间大，很敞亮，但我的心里，却倍感压抑，不止是病痛。
我的病床靠近南窗。窗外的天空，偶尔几朵白云，慢慢地向西飘去。连续几十天没有下雨，天空却依然蔚蓝如碧。偶尔有小鸟飞过，我认出它们是麻雀，忽左忽右，倏尔远逝。初夏季节的太阳，斜射几缕阳光进来，感觉有些闷热。因为疫情，家里人不能上住院楼来，送换洗衣服，只能送到楼下。亲戚朋友也无法前来看望。作为社会性强烈的人来说，我感到憋闷和孤独。但是，谁让你生了病呢？何况我这是牛病医到马病发的人。
每天早晨，护士把我叫醒，抽饿血，查血糖，服饭前的药。饭后，又服药，挂液体。九点左右，医生查房。住的是皮肤科病房，内分泌科和呼吸科医生介入治疗。三拨医生，有时分批来，有时候一起来，他们带着护士，挂着听诊器，问身体感觉，问饮食情况，问服药情况，问排泄情况。我平躺着向上看，一色白大褂，十几张脸，围着我的病床，带着口罩，带着护士帽，有的还戴着眼镜，黑压压地逼下来。那阵仗，没病的人恐怕都要吓出病来。他们鼓励我，要配合治疗，要放松心情，要坚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其实我明白，医生的治疗，是通过这些药剂和这些冰冷的液体，与我体内的病菌殊死搏斗，给我的生命淬火，恢复我的健康。
人吃五谷生百病，在所难免，只是自己不知道会患什么病，什么时候患，严不严重。医生说，每个人身体里都可能潜藏着这样或那样的病毒，因个体素质和诱因不同，有的人终生不会发病。老年人免疫力下降，就可能经常发病。
生命寄托于我们的肉体，肉体又承载着我们的精神和思想。但肉体实在脆弱，经常被病魔骚扰侵袭，再怎么伟大的人，也在所难免。倘若肉体不存，其余皆无从说起。病来如山倒，一个人再怎么蹦得起，只要生了病，那就如同霜打茄子。何况我年奔古稀，当年吃苦受累，身体贷账太多，如今免疫力严重下降，就成了病毒攻击的目标。
一切生命都伟大，神奇，自由，包括麻雀，包括蝼蚁，不止是人类。但个体生命却细小而脆弱。天下总是风雨不断，自然的，比如地震，生活的，比如疾病，社会的，比如战争，政治的，比如人祸……任何一场风雨，落在任何一个平民身上，都是滔滔巨浪，覆地惊天，危情重重，凶险无限！比如这几天乌克兰的平民，比如这几天疫情高风险区的人，比如这几天生病的我，似乎还没有蝼蚁和麻雀们自由。
农历五月的一个重要节日，是端午。我在心里怀念屈原，却不能吃粽子，不能吃肥肉，每顿只能吃点小菜，拳头大一坨米饭。床头柜上摆满了各种药盒药瓶，手臂上的输液管子连着高吊的液体瓶，鼻孔里的输氧管子，连着床头墙壁上的插孔。这副打扮，熟人见了定会惊叹不已。
一周之后，皮肤上的疹子消散了不少。看来，这些疹子彻底消失也要不了几天了。可是，那天中午，医生通知我，赶紧转院，说查出我患了肺病，要转去四零四专门科室治疗。
等我六月中旬出院回家时，家人说我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脚耙手软，四肢无力。在磅上一量，我原来一百三十多斤的体重，只剩下一百零五斤了。
九月：手术之险
九月十六日中午，我险些被痰液憋死在一家三甲医院里。
四天前去见医生，复查病情，查血化验，打CT，医生决定要我做一个纤支镜手术，说要吸痰，还要将标本送往杭州检验，查看是否有耐药性。于是，缴费，预约，查心电图，查血压，落实手术时间，联系标本寄送。
古人诊病，望闻问切是主要手段。那切脉的学问，浮沉迟数，虚实阴阳，深奥，玄妙。优秀的医生，通过手腕寸关尺三步脉，能把病情的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五脏表里，分析个透彻明白，再对症下药。现代医生，只靠机器仪表，化验血液，透视照片，甚至利用声波、核磁技术等科技手段，直接探究病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医生，就是现代科技仪器的操纵者而已。
古代医生，把脉之后便开药方，以草根树皮为主的中药，水煎服为主，也可做成药丸，或者做成粉末，叫丸药，叫散剂。也有推拿按摩针灸石罐拔等辅助疗法。传说中的华佗，是能够做开颅手术的，但仅仅是传说，华佗之后近两千年里，没有哪个中国医生能够做外科手术。现代医生，根据仪器数据，可以把内科病症，变成外科手术。剖开身体，找到病灶，一刀切之，万事大吉。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刀做手术，便是治病的最高手段。
人的身份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病痛不因身份不同而增减。贵为庙堂帝王，贱为街边乞丐，都可能患上相同的疾病，虽然治疗方面有差异。死生亦大矣！有人长寿，有人早逝。生老病死，作为个体的人，没有任何人能逃劫难。既然被医生判定必须做手术，那就只有躺上手术台听天由命了。
跟麻醉师签订相关协议，填写相关表册，落实了时间，9月16日上午，在门诊手术室做。麻醉师还交代了一系列准备要求：空腹，不喝水，做核酸，签具保证书，家人陪护。
医生说纤支镜是最小的手术，叫我不要紧张。麻醉师说要全麻，就是要失去知觉几十分钟，我便紧张了。毕竟叫做手术，说不紧张是假的。我这人，平时连打针都害怕。手指上锥一粒刺，我都喊疼。非我怕死，珍爱身体，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十五日傍晚，接到医院电话，说我的手术延迟到第二天下午做。下午就下午吧，我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呢！十六日早上，又接到电话，说我的手术要提前到上午，要求我必须十一点到手术室门口候着。候诊室窗外，几株梧桐，在秋风中摇曳它们的枝丫。昨夜的秋雨，从梧桐叶上往下滴落，滴答，滴答，像沙漏，记录着这漫长的时间。等待最难煎熬。唉，一波三折，反倒把我弄得更紧张了。
等到十一点五十，才叫我进手术室。我独自躺在手术台上，家人们被挡在了门外。麻醉师把一个玻璃罩子扣在我脸上，跟我聊天。大概说了两三句话，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仿佛一个世纪，我迷迷糊糊醒来。其实也算不得醒来，只是下意识地觉得喉咙里有痰液上涌，充溢口腔，堵塞了呼吸，出不出来气，憋闷得心慌。我记得是躺在医院手术台上。我想翻过身吐掉痰液，可是动不了。我想伸手掏痰，手也动不了。我努力蹬腿脚，似乎也动不了。我已经憋得满头流汗，眼泪直流，却只能任由汗水泪水流过脸颊，流到耳际。
生命就在一呼一吸之间。我无法呼吸，以为就这么完了，我的人生将会就此终结！我努力地蹬脚挣扎，好像就是农村人说的临死前的板命。终于，我好不容易把脚蹬动了，弄出了一点声响，便听到护士远远的声音：老大爷，怎么了？我想回答，却发不出声。又远远地传来那护士的声音：哦，有这么多痰呢！我感觉到她在给我擦拭痰液，从从嘴里掏出浓痰。
我立刻就能呼吸了。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我知道，我又活过来了！
护士把家属招呼进来，守着我，给我擦痰，直到麻药完全过去。
后来分析，医生做完我的手术，十二点过，接近一点，就下班吃午饭去了。留下的护士，忙着收拾这样那样，没有一直守护在我身边。家属又被堵在门外。没有想到我会被痰液堵住，险些呜呼。传说大将死在小兵手，大船翻进檐沟里。后来主治医生说我的手术非常成功。我抱怨：我险些被一口痰憋死在你们的手术台上呀！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也只是淡淡一笑。
曾经听说过一分钱憋死英雄汉，没有听说过一口痰憋死大活人。如果我那天真的被痰憋死了，不但冤屈，而且不好听。1960年没有被饿死，1967年没有被武斗的冷枪打死，1974年没有被学大寨的农活累死，1976年没死在松平大地震中，2008年没有死在“5.12”特大地震中，现在，却被一口痰憋死，我的后人们祭文都不好写。说是被痰憋死的，人家也不相信，虽然我自己相信，因为生命非常非常脆弱。
今天想来，我的生命，还黏附在我的残躯，实属万幸。我从壬寅年走过来，走到了癸卯年，实属不易。逝水流年，我应该且必须珍惜每一口呼吸，坚持与病痛斗争，勇敢地走向未来！
